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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21 21:04:41 作者：未知 来源：互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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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翼，甘肃静宁人，生于1964年12月，社会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所，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外文版）、《中国人口科学》、《社会学研究》、《东方》、《读书》、《光明日报》等国家核心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多篇。近期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国有企业的家族化》、《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合著）、《制度变迁与劳动就业》（合著）等。专著和论文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全国人口科学科研成果奖等。
1994年，任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美国人莱斯特·R·布朗就在《世界观察》上刊登了他惊世骇俗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当2030年中国粮食问 题成为世界问题的时候》。1995年，这位布朗先生又发表了同样惊世骇俗的文章——《未来的限制》。他的主要看法是：在2030年，中国的粮食消费和粮食 生产之间，将出现2.16—3.78亿吨的缺口。
焦点一
中国的“婴儿爆炸”
“婴儿爆炸”是人口学界惯常描述二战之后人口增长的一个基本术语。战争过后的补偿性结婚和补偿性生育在短期内导致了大量婴儿的产生，出现了所谓的“婴儿爆炸”(Baby boom)。
中国的人口总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未经严格普查，让人蒙昧难知。就连当时的领袖人物，也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甚至于某些学术精英或政治领袖，还深深 为中国人口之少而担忧。1949年我国大陆的人口总量当为55亿左右。但学者们当时为毛主席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人口数据，误差额竟然在8000万左右。
在“婴儿爆炸”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出现了急速增长的强劲态势。
西方各国的“婴儿爆炸”让中国党和政府很快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的自然增 长率出现了下降的态势，由20世纪60年代的千分之25以上，降低到了和年代的12000左右。80年代处期，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 率有所回升，徘徊在千分之130和千分之16之间。但在整个9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这—认识。每年的3月，江主席总书记都要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性。这使得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稳下降，到1998年终于下降到了千分之9．35，1999年继续走低，降至千分之8．77。
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将2001年自然增长的人数估计在1000万左右，那么，在2000年的1265亿基础上，内地在2001年年底的人口总量当为12．76亿左右。
焦点二
中国人口政策是—个创举
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对比关系，直接决定着自然增长率。倘若出生率大于死亡宰，则人口净增长；倘若死亡率大于出生率，则人口净减少。从现有数据可以 看出，我国人口的死亡率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降低到了千分之10以下。如果说在解放前中国人口曾经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的话，那么，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则很快使我国人口转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市镇人口在解放韧的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在1957年 表现为千分之36．01。但到了60年代，由于乡村合作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农村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这致使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迅速升高，在1965 年表现为千分之2947。
经过党和国家最近的多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稳步下降。终于到90年代末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 局面，也使我国人口过渡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有人将之称为“后人口转变”。现在，我国人口的增长状况可以用这样—句话来简洁地表 达：低生育水平、高增长量。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3年的千分之33降低到2000年的千分之8左右，是人类厉史上的创举。这正如《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所阐述的那样，在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 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出了级职业类别和社会地位的转变。
焦点三
阶层在变革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主要表现为两阶级加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创新，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给农民阶级以巨大的解放。
当前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将为农民阶级转化为工人阶级而增加更大的促动力。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
这从中国人口的城乡构成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因为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初期--1982年的79．496减少到1990年的73． 77％，井进而减少到2000年的63．9196。现在，在中国的农村从业人员构成中，乡镇企业工人就占了1亿多。如果将脱离农业生产领域而长期在城镇和 大城市打工的8千万到1亿农民工也算作工人阶级的话，那么，中国农民阶级的人数将大为减少。据估计，我国当前种植农人数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已经 降低到了44%左右。可以有预见地说，当前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将为农民阶级转化为工人阶级而增加更大的促动力。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 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
焦点四
少数民族人口现已超过1亿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汉族人口所在的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率先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汉族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医疗状况相对改善较快，从而拉动自然增长率提高。可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在当时却较为复杂。
不管是政权建设还是文化习俗的变化都比较缓慢，再加之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较少，而且医疗条件的改善速度也较为缓慢。所以，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也有迅速的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汉族人口。
在1953年“一普”时，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896，但到了1964年的“二普”时期，其所占比重却下降到了5．7896。自20世纪 7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的增长——尤其是汉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才逐渐放缓，“三普”时期少数民族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较 “二普”有了增长。
自1982年“三普”开始到1990年“四普”止，国家一方面对投族人口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力控制内地人口总 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相对放宽了少数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尤其是对某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政策。再加上政府 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优惠，某些在父系或母系有过少数民族家长的汉族子女，也纷纷在此—时期“转变”为少数民族。
所以，在“三普”到“四普”之间 的8年间，少数民族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增长最快。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为8．04％。从1990年“四普”开始到2000年“五普” 的这10年间，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其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的增长速度放慢了。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为8． 41％仅为2．8596，广西为259％，贵州为2．14%。
焦点五
人口素质亟待提高
文盲和较少受教育的人口，不仅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严重阻滞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故在一般意义上，文盲率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关。
虽然2000年我国总人口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个不同地区的文盲率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文盲率较低，绝大多数省份都在5％以下，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文盲率却较高。
其他如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安徽的文盲率都在1095以上，其分别为18.03％、14．34％、13．40%、13．89％、1139％、 1006％。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任务，应当主要是提高该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提高这些地区劳动力人口的素质。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 有具备—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人口，才能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竞争。
焦点六
未来养老压力有多大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 0岁—14岁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越大，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越年轻；0岁—14岁人口逐渐减少，l5岁—64岁人口逐渐增多，65岁及65岁以上年龄人 口在7%以下，则这个国家的人口越呈“成年型”。多种预测表明，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会长期处于70％左右的高水平上。所以，我国现在和未来20年 都会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时期。某些人往往会因此而兴奋起来，有“红利”总比“欠亏”或“缺少”要好!
焦点七
新增就业机会
在未来的20多年间，我国将在克服现有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要为新刚增加的12亿人口进—步创造就业机会。
其实，我们还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因为劳动力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在增长。倘若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劳动力人口增长之所需，那么，失 业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因而，在人口学界看来，失业问题不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能期望近期缓解就业压力。国家应该将解决失业问题作为 长期国策来对待，几乎在2l世纪的前20年，我们都对此不能掉以轻心。15岁—59岁人口会一直增长到2020年之后，才会刹车。该年龄段人口，到 2010年时将达到9．2亿人——与现在相比会净增加1亿劳动力人口；到2020年时，会更进一步增加到9．4亿。这就是说，在未来的20多年间，我国将 在克服现有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要为新增加的这1．2亿人口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业问题就凸现为我们这个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9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3％；1993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420．1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5％；
199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476．4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8％；1995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19．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9％； 1996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52,8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57．58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2000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9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
到2001年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增长了3．6％；2002年3月又增长到 37％。如果说登记失业人口中包括下岗职工的话，那么，2000年的失业率会增加到7％左右，2001年会更高。从最近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下岗 职工的再就业率也开始下滑，另外，城镇失业率的计算还未包括农村的1，5亿剩余劳动力。
过去，我国长期遭受过失业之苦：知识青年的上山下 乡，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都给国家造成重大压力。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与就业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常常记挂 的话，那就是：过去是“就业”，现在是“就业”，未来还是“就业”。
中国高歌开发以来的最成就，就是成功解决了将近13亿人口的吃饭和温饱问题。而现在中国正在以稳健的发展，解决着占世界劳动力总量26%的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遭受很多挑战，但远期会增加一些就业岗位，前提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顺利发展。
焦点八
WTO后的形势
WTO将加速我国的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竞争中，为保持近期所取得的有利地位，比较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以下两点是必须考虑的：
第一，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使其适应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减轻资本排斥劳动力的幅度。
第二，继续保持劳动者的工资竞争力，维持世界制造业中心向我国转移的趋势。
WTO对农村、农业与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尤其是我国的粮棉种植业，过去价高质次，缺少国际竞争力。但现在的农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大农业（农林牧渔）中，农作物的产值只占大约一半多，而在农作物当中，水果、蔬菜、油料、花草、烟茶等产品的比重又越来越大，这些，会因为扩大出口而创造 就业机会。故只要我国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就可以降低农业所受的负面影响。
焦点九
血缘家庭正在转变为婚缘家庭
在近三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都未曾发生过什么较大变化。自1949年始，社会主义的制度配置，开始改造家庭内部的诸多功能结构，使妇女真正走出家门，得到空前解放，这是对家长制和夫权制的重大动摇和威胁。
但家庭结构的变迁仍然是缓慢的。政治上层建筑对家庭制度的强制性改造，远不如经济基础对其既定结构的侵蚀来得快、来得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同时也 开启了家庭革命的新纪元，并由此加速了中国家庭由血缘关系为主向婚缘关系为主的转变。这—转变带来的最显著特点是家庭户规模的变小。
焦点十
人口出生率还会有所下降
学者们还是对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估计不足，也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增长抑制因素估计不足，对我国的城市化率估计不足。
倘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发展更快，青年的初婚年龄进一步推迟，则人口的出生率还会有所下降。那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比预计的要快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控制的任务就应该更多倾注在结构调整和素质教育上。
人们的补偿性生育行为，曾经使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户均规模迅速提高。但由于“大跃进”所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提高，我国的家庭户均规模曾 经有所缩小。在1962年或1963年之后的补偿性生育，又使家庭户规模开始增加。一直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迅速下降。 1990年“四普”时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为3．96人，2000年“五普”时的户均人口规模为3．44人。
-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jingningren.com/article/2006/1021/article_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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